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坐落于浦东前滩耀龙路上，是一座全日制男女同校可寄宿学校。

学校自2014年8月开始招收年龄为2至18岁的学生，现有400余名在校生。

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沿袭英国惠灵顿公学的非营利性性质和皇室背景的历史。学费从22万到25万元人民币不等，并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递增，如果一名学生在这里从幼儿园读到高中毕业，总计需要花费约300万元。

▼以下是一位老师的经历自述———
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1/08/18/2388378.html

2020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排名前十的国际高中当化学老师。
在上海，国际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外籍子女学校、公办学校的国际部、以及不限国籍的私立双语学校。
我所在的学校属于第三种，班上学生都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学习的是美国大学认证的AP课程，为留学做准备。
近年来，我们这类学校受到了越来越多中产家庭的青睐：无需外籍身份，孩子就能绕开高考，进入一条相对轻松的赛道，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思维和视野，毕业后水到渠成进入美国名校。
尽管一年学费高达20万，但很多经历过应试教育之苦的70后家长都认为，这笔钱是值得的。
学校深谙这些家长的心思，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拥有“国际化”体验，外教、全英文授课、海外夏令营都只是标配，还开设了棒球、钢琴、法语等特色课程，打造中产阶级的“精英梦”。
而另一方面，这群身处“内卷”大国的中国父母，并不能真正摆脱对考试和分数的焦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陷入了“不中不洋”的两难。
当家长和孩子挣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作为老师的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经历了很多魔幻时刻，甚至渐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定位尴尬的角色。

1 “老师，等我的律师来跟你谈”

每个家庭选择国际学校的理由或许因人而异，但核心都是对西方教育的推崇。
而西方教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个性的尊重和张扬。
我接触的孩子，很少会有人把学习当作生活的全部，而是将大量精力用于发展兴趣特长。
学校氛围自由，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比如他们晚自习不必非得待在教室，可以去图书馆、咖啡厅、小花园等任何地方。
校规不禁止烫发、化妆。当体制内学生还在被要求“刘海不能超过眉毛”，我的学生中，已经有不少是小有名气的美妆博主了。
家长大多开明前卫，班上一个高二男孩的妈妈曾为了孩子的“感情问题”找我了解情况，我以为她担心儿子早恋，没想到这位妈妈愁容满面地对我说：“老师，我儿子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他该不会是GAY吧？”
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普遍朝气、自信，“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太过片面，有时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和限度。
我第一次领教到学生的厉害，是在开学后不久的一节化学课上。
那天我的课上到一半，看到有学生在课桌底下玩switch，提醒了他一次还不听，我只好收走了他的游戏机，放在讲台上，让他下课后再来拿。
这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学生不服，一定要我立即把游戏机还给他，我始终没有让步。
他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机，拨通110，当着全班的面报了警，理由是“老师侵占我的私有资产”。
警察来到学校，听完事发经过，用无比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转头问报警的学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学生义正严辞：“我要求老师向我道歉，并归还我的个人财产。”
在我们学校，这样荒谬的故事并不少见。
某个考试周，有考场发生了严重违纪，我的一位同事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班级的同学，就把这件事发在了班级群里，还特意隐去了当事学生的姓名。
没过几分钟，这位老师收到了当事学生的邮件，要求他撤回消息并道歉，因为虽然该名学生的名字被隐去了，但所有同学都知道是违纪的就是他，这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我的同事拒绝了。
第二天，男孩带着一个人走进我们办公室：“老师，这是我的律师，让他跟你谈。”
学校请来家长处理此事，才发现这根本是一场骗局：“律师”是男孩找朋友假扮的。
而事情的后续发展更令人匪夷所思：家长认为孩子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决定力挺孩子，于是聘请了一名真的律师，继续与学校交涉。
经历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曾经相信的“传道授业解惑”，可能并不适用于国际学校。在这里，总会有一些信奉西方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把老师看作压制个性、侵犯人权的洪水猛兽。
说到底，还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有误，总把自己当成是“教育工作者”，其实，我和那些帮学生做题的AI机器人没什么两样。

2 “老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除了张扬个性，作业少、不排名，也是西方教育的特点。
虽然很多家长选择国际学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轻孩子压力，但毕竟身处教育内卷的大环境，自己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对“高分”和“名校”的执念。?在国际课程体系下，老师的角色和体制内很不一样：我们不仅是提高学生成绩的“教练”，同时还是给学生打分的“裁判”。这些分数最终都将用于申请国外大学，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的游戏规则复制到国内，一切就变得“中国特色”起来：学生和家长会想尽一切办法向老师“要分”，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焦虑中。
这些家庭往往社会地位高、人脉资源丰富，为了把孩子的成绩刷高，几乎“不择手段”。
来找我要分的家长不胜其数，有人搬出校长，有人搬出董事。最夸张的是一位从未露面的神秘爸爸，也许自恃身份贵重，不想随便加人微信，他和我的对话都在孩子妈妈拉的微信群里进行，为了说服我多给孩子一分，这位爸爸特意提到：“孩子的爷爷和某院士睡过上下铺。”
面对家长的“围攻”，我经常感到很无奈：虽然分数是老师打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更改，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有着客观且严格的评分标准。?相比之下，学生们来要分的姿态，已经显得可爱多了。
有男生追着我给他加平时分，被我拒绝后，愤怒质问道：“亏你为人师表，给我打这么低的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还有女生因为我打的课堂表现分太低，直接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最开始，我还会被这些学生的态度激怒，但现在我好像逐渐理解了他们微妙的心态。
我记得自己上高中时，老师总说：“如果我知道高考考什么，就把答案告诉你们，让你们都考满分。”
而现在，在国际学校当老师的我，的确知道“高考”考什么，却不能给所有学生满分。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更像同一战壕的战友，并肩奋战、目标统一，共同面对一个叫“高考”的敌人。
而在国际学校，老师既需要教授知识，又负责评价学生，但学生和家长显然并不习惯这样的关系，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严格的“教练”，但不能理解一个冷血的“裁判”。

3 “服务员，把你们经理叫来”

在国际学校，每个角色仿佛都在被中西价值观的差异撕裂着，我也是在一次次三观受到冲击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定位。
与其说我是一个老师，倒不如说，我和学生之间，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学校是开门做生意的，家长和学生是至高无上的客户，老师是服务员，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该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有家长请老师写推荐信，要求老师着重夸奖孩子的三大优点，老师提出，能否写另一个自己更有感触的优点，家长淡淡地驳了回去：“其它优点我已经‘安排’别的老师写了。”
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一旦老师不能满足家长的要求，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那我找你们校长说说吧。”就像是在餐厅和服务员对话，一言不合，“那就把你们经理叫来吧。”?校方深谙此道，每当有老师和学生发生冲突，年级组长就会苦口婆心地劝导老师：“我们一定要微笑服务。”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简直觉得屈辱，但同事安慰我：“在这里工作，你要时刻谨记，只要不接到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学校就不会找你的麻烦，其它事情何必那么在意呢？”
当然，做老师的这一年，我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十六七岁的孩子终究是单纯而可爱的，无论接受哪一种教育，都有独属于这个年龄的活力和叛逆。
而置身于中西方两种价值观夹击下的国际学生，往往会比同龄人更成熟，也更迷茫和脆弱。
随着“留学”成为了越来越多中产之家的标配，我接触的很多家长，可能并没有做好接受不同文化、不用课程体系冲击的准备，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
事实上，这条路既不是逃离应试教育的捷径，也未必是金光灿灿的坦途，相反，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